相對於常被戲稱是「外星人」的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
，自2015年5月起，
，接過阿里執行長（CEO）大印、公司內部花名逍遙子的張勇，
，擔負起領導者的使命，
，打造起屬於阿里的商業王國。中國經營報報導，
，笑起來臉上有兩個深深的酒窩，
，是這個謙和低調的CEO給人最直接的印象；而簡潔的黑色西褲、白色襯衫，
，更是張勇平時最慣常的裝束。擔任阿里CEO這兩年，
，他對阿里進行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造，
，主導了電商業務從電腦端向無線端的成功轉型。更為重要是以大數據為原點，阿里逐漸成長為橫跨電商支付、雲端計算、物流、文化娛樂等多領域的龐然大物。阿里的股價更從每股77.7美元（約新台幣2，330元），一舉突破了120美元（約新台幣3，600元），讓阿里的市值越過了3，000億美元（約新台幣9兆元）的門檻，創下新高。時間倒回至2005年。那一年，張勇憑藉在安達信、普華永道的資歷，進入盛大擔任財務長（CFO）；而在2007年的某一天，在香港出差的張勇接到獵頭公司電話表示：阿里巴巴想挖他去做淘寶。張勇坦言，他來到阿里很偶然，先是碰到阿里巴巴副董事長、台灣來的蔡崇信，後來到杭州見了馬雲。當時馬雲突然問張勇，你為何選擇來到阿里？馬雲的這個舉動，這讓張勇有些不知所措，他回答的極為簡練：「我已經做過一個30億美金的財務長了，我想做一個300億美金的」。就是這句話，讓馬雲印象深刻。馬雲曾開玩笑說過，自己不喜歡三類人：上海人、職業經理人、讀過企管碩士（MBA）的人。這其中，張勇占了前兩項。多年後，當上阿里執行長的張勇，讓馬雲徹底食言了；這個不對馬雲胃口的上海男人，憑藉能力和業績，打破了公司財務長並不適合做執行長的觀點。與天馬行空的馬雲形成鮮明對比。用張勇自己的話講，和馬雲的相處之道就是互補。馬雲一般每兩到三個禮拜，會回一趟杭州。張勇說，每次兩人都提前約好，兩杯茶一包煙，坐下來暢談三四個小時。話題不局限於業務，兩人通常會聚焦在思想戰略上。在擔任執行長兩年後，張勇再次對阿里作了定義，希望讓阿里成為一個擁有5.07億行動使用者，和電商交易額人民幣3.8兆元（約新台幣17兆元）的經濟體。張勇小檔案 圖／經濟日報提供 分享 facebook，
國發會報告指出，
，未來台灣有46%工作機會會受人工智慧（AI）影響。圖為中正大學AI無人餐廳，
，由機器人負責送餐。 （中央社） 分享 facebook 二○一○年代昨天劃下終點，
，今天正式進入二○二○年代。回首二○一○年代此十年，
，它以全球金融危機揭開序幕，
，以民粹主義在全球各地大行其道的政治混亂中結束。二○一○年代讓我們學到了什麼？全球金融危機的出現預示了二○一○年代是個危機四起的年代。西方國家主政者以量化寬鬆的貨幣治理與財政撙節的財政治理作為危機管理模式，
，短期內有效解決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危機，
，長期而言卻為社會留下了所得與財富不公擴大的問題。 當全球經濟逐漸脫離金融危機的影響而進入成長的恢復期之後，
，全球的經濟表現，
，不論就經濟成長率或是勞動生產力觀察，其成長速度卻是現代經濟各時期中最緩慢者，而出現經濟學者所憂慮的：「資本主義是否已經進入了所謂的世俗性停滯？」「世俗性停滯」意謂著低投資與低消費所導致的低經濟成長率。此一低經濟成長率的根源則被認為是薪資的長期停滯及經濟不公的擴大所導致。「世俗性停滯」的經濟型態，使得我們在後金融危機時代看到了民粹政治在全球各地的民主選舉興起茁壯。儘管移民與難民問題為民粹主義的興盛提供了一方便性的解釋理由，但事實上，支持民粹政黨或政治人物的選民／地區，與不支持民粹政黨或政治人物的選民／地區，是沿著全球化的輸家與贏家的斷裂線而分裂，而不是沿著移民的數量與密集程度與否分裂的事實，說明了民粹政治是全球化的輸家選民對經濟不公不斷擴大的政治反撲。當他們在經濟變遷中感到挫折與被拋棄，對他人也變得不再有包容心。「排他性政治」於是成為民主選舉與國際政治，尤其是貿易戰中的主旋律。如果反全球化是二○一○年代留下的問題與挑戰，那麼二○二○年代的挑戰恐怕就是自動化與ＡＩ科技的出現對就業市場的深遠影響。自動化與ＡＩ科技究竟會增加或減少多少就業，並不是真正的問題，真正的難題是這些新科技所內生的「技能偏差」特性，有利於高階技能工作者與資本擁有者，而會取代低階技能工作者，從而使得科技變遷的紅利多由前者所享有，成本則多由後者所承擔，從而加重目前已經嚴重的經濟不公問題、社會極化現象。英國皇家國際事務機構就提出警語：「如果經濟不滿意選民在ＡＩ派對尚未真正出現前就協助了民粹政治取得執政權力，那麼試想看看，當ＡＩ科技的經濟與就業效應完全實現時，全球政治將經歷何等的變動？」二○一○年代教會我們的是：輕忽全球化的分配成本與錯誤的危機管理，引發了反全球化力量與滋養了民粹政治，使得民主政治與國際政治都變得更為混亂與變動。進入二○二○的ＡＩ年代，對於科技數位化的紅利與成本分配，主政者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