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發會報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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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台灣有46%工作機會會受人工智慧（AI）影響。圖為中正大學AI無人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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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機器人負責送餐。 （中央社） 分享 facebook 二○一○年代昨天劃下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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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正式進入二○二○年代。回首二○一○年代此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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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全球金融危機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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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粹主義在全球各地大行其道的政治混亂中結束。二○一○年代讓我們學到了什麼？全球金融危機的出現預示了二○一○年代是個危機四起的年代。西方國家主政者以量化寬鬆的貨幣治理與財政撙節的財政治理作為危機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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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內有效解決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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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而言卻為社會留下了所得與財富不公擴大的問題。 當全球經濟逐漸脫離金融危機的影響而進入成長的恢復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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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經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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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就經濟成長率或是勞動生產力觀察，其成長速度卻是現代經濟各時期中最緩慢者，而出現經濟學者所憂慮的：「資本主義是否已經進入了所謂的世俗性停滯？」「世俗性停滯」意謂著低投資與低消費所導致的低經濟成長率。此一低經濟成長率的根源則被認為是薪資的長期停滯及經濟不公的擴大所導致。「世俗性停滯」的經濟型態，使得我們在後金融危機時代看到了民粹政治在全球各地的民主選舉興起茁壯。儘管移民與難民問題為民粹主義的興盛提供了一方便性的解釋理由，但事實上，支持民粹政黨或政治人物的選民／地區，與不支持民粹政黨或政治人物的選民／地區，是沿著全球化的輸家與贏家的斷裂線而分裂，而不是沿著移民的數量與密集程度與否分裂的事實，說明了民粹政治是全球化的輸家選民對經濟不公不斷擴大的政治反撲。當他們在經濟變遷中感到挫折與被拋棄，對他人也變得不再有包容心。「排他性政治」於是成為民主選舉與國際政治，尤其是貿易戰中的主旋律。如果反全球化是二○一○年代留下的問題與挑戰，那麼二○二○年代的挑戰恐怕就是自動化與ＡＩ科技的出現對就業市場的深遠影響。自動化與ＡＩ科技究竟會增加或減少多少就業，並不是真正的問題，真正的難題是這些新科技所內生的「技能偏差」特性，有利於高階技能工作者與資本擁有者，而會取代低階技能工作者，從而使得科技變遷的紅利多由前者所享有，成本則多由後者所承擔，從而加重目前已經嚴重的經濟不公問題、社會極化現象。英國皇家國際事務機構就提出警語：「如果經濟不滿意選民在ＡＩ派對尚未真正出現前就協助了民粹政治取得執政權力，那麼試想看看，當ＡＩ科技的經濟與就業效應完全實現時，全球政治將經歷何等的變動？」二○一○年代教會我們的是：輕忽全球化的分配成本與錯誤的危機管理，引發了反全球化力量與滋養了民粹政治，使得民主政治與國際政治都變得更為混亂與變動。進入二○二○的ＡＩ年代，對於科技數位化的紅利與成本分配，主政者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