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地檢署偵辦國立大學教授涉嫌拿不實發票詐領公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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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貪汙罪起訴十多名教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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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各界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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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引發學界與教育高層的「高度關切」；這些涉案大學教授出了事(僅起訴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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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教育高層即立即出面關切、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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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避諱的為其公開「向司法求情」，相較於一般涉貪公務員，目前因案被關在牢裏的公職人員一定十分「羨慕」這些公立大學教授。
在事不關己的情形下，大家言必「公平正義」或是「社會正義」，但換到自己「出事」時，腦袋就換了，學界、醫界都不例外，目前爭議中的「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不是凸顯了「醫生過失與一般人不一樣」的邏輯？而這次的大學教授們涉案，似乎也告訴大家，「如果是教授報假帳，思考方向可能與一般情形不同」。我們的社會氛圍應該是這個樣子嗎？
就事論事，以彰化地檢署的案件而言，檢方都說了，雖是依法偵辦，但已從寬認定，打過官司的人都知道，檢方能夠就個案「從寬認定」，已是「想花多少錢都買不到的事了」，請問司法還能怎麼做。
法律不外人情，如果是「公款公用」，當事人的涉案教授或助理只要能交代錢的流向，的確是用於公，相信檢方絕對會「從寬認定」，但如果連金錢的流向都交代不出，卻滿口「公款公用」，別說檢方無法採信，恐怕教授們教過的學生都很難「置信」。
然而面對此事，教育、學界高層的說法卻是「無心之過」、「便宜行事」，甚至說出「教授在西方受教育，不知道台灣的規定…」在一般讀過書的民眾聽來，這些「學問」似乎都是以前在學校沒有學過的「法學常識！」，